文艺批评 | 邱焕星：“鲁迅学术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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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既往的鲁迅学术史研究局限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认识，进行一种“研究综述”式的内部梳理，陷入了“以鲁迅为本体”的符合论误区，变成了一种依附性的边缘研究。而库恩对“研究共同体”的发现和对研究主体性的强调，凸显了“学术史”作为研究者的“探索史”的独立价值，从而提供了学术史独立的理论支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应由内部的认识论考察、外部的社会互动考察和学术变迁考察三部分构成，其核心是围绕着“研究共同体”进行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考察“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嬗变。

感谢作者邱焕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鲁迅学术史”建构

鲁迅研究无疑是一门“显学”，因其现实重要性和研究者众多而著称，由此也导致鲁迅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在这其中，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史整理工作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大部头的著作学界也出版了不少。但不能不说的是，如果将鲁迅研究界比喻为一个乐队的话，“学术史”的地位却很可疑，它看起来不像台上的演出人员，而更像幕后的服务人员，只在开闭幕的时候出现，又或者像旅游指南和敲门砖，甫一用完即放一边。

但是放眼整个学界，“学术史”明明在很多专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钱穆和梁启超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只在本领域，对于其他领域都具产生了辐射性影响。“而到了1990年代，学术史研究在大陆则一跃而成为中心，成为学界的‘热点’、‘焦点’，成为1990年代最大的学术中心”[1]，象大陆的桑兵、罗志田，台湾的王汎森，美国的柯文、艾尔曼，都有影响颇大的观点和论著行世。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

在学术史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鲁迅学术史却处在时代的大潮之外，以致大家内心里实际视其为“前沿性学问的总结和附庸，做得再好，也只能算第二等的学问”[2]，这种尴尬很像托马斯·库恩出现之前的科学史研究，由于“最新才是最好”的进化论观念作祟，科学向来被视为无史的，由此导致科学史只有“编年”的意义，科学史研究者不但偏处一隅，还要饱受不是科学家、没有科学贡献的指责。所以有鉴于目前的这种状况，找出致使鲁迅学术史处在依附边缘位置的根本原因，进而探究如何建立一个具有自身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学术史研究领域，就成了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综述”阶段

相较于其他领域，鲁迅学术史的起步并不算晚，学界也早就有建立“鲁迅学”的倡议，但实际上还处在“研究综述”的阶段。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就需要对既往的学术史理念进行反思。总体来看，既往工作大致有如下思路和问题：

最多也最主流的是“综述式”，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如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等等。这类著作多是宏观总论式的巨型研究：一是以时间为序分段述评，追求历史脉络的清晰，譬如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以“宏观描述”来命名上卷，并将1919-2000年的鲁迅研究史划分为十一个阶段；二是各个领域兼顾，追求研究视野的全面，还是以张著为例，上卷“宏观描述”论及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著作和名家，下卷“微观透视”则涉及《野草》、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杂文学史等主要专题领域。其他学者如王富仁、袁良骏等，也基本都是类似研究方式，区别只是分段的数量和囊括领域的多寡。

正是因为这些论著是全景扫描式的，所以它们自然成了系统了解鲁迅研究史的有力助手。但是这种研究的缺点也很明显，直观上首先是因过于追求全面而显庞杂，深层看，以时间分段描述却缺乏充分的学理依据，以致不同著作划分各异。更关键的是，忽视鲁迅研究变迁与外在社会思潮变动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学术史的内在理路，但又对自身的理论、概念、方法缺少探究。这方面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注意，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学派、人生——艺术派、国家政治派、精神启蒙派、人生哲学派等来概括鲁迅研究的不同流派，并标明不同流派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但缺点一是经验概括，不具有严格的学理性，二是相互之间有明显交叉，因而也就缺乏区分度，所以这些命名和划分并未在鲁迅研究界得到公认。

第二种学术史论著是“专题式”的，譬如张梦阳的《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葛中义《〈阿Q正传〉研究史稿》、王家平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王吉鹏等的《鲁迅世界性的探寻——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鲁迅民族性的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等等。专题式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但基本理念和第一种的“综述式”大致相似，也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双向展开，只是更为具体化和专题化，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也更为细片化。

上述两种其实都是通论式的学术史著作，还有一些研究与此不同：

一种是内部的方法论研究。这类关注鲁迅研究内部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著作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冯光廉等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这本书并非以惯常的专题来分类，其上编从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加以阐释，中编从社会学方法、传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叙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下编则从文体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翻译史、汉语史等学科史角度加以评估。此书的编者和作者表现出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自觉性，但可惜的是，此书是一本鲁迅专题研究和学术史整理的混合体，且重心更偏于前者，其次是分类庞杂又缺少足够的区分度和学理性。

另一种从外部进行社会功能研究。譬如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徐妍的《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等等。这类论著数量很少，但学术眼光独特，思想性较强，它们不追求全景式的扫描综述，而是着眼于鲁迅学术史研究的社会效应，即它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史变动之间的关联和互动。

这其中，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中心，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考察了《故乡》1921年发表之后被阅读、评论的变迁情况，以此来展示鲁迅文学在民族国家建设中起到的重要工具功能，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汪晖则重点批判了鲁迅研究所肩负的“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任务，并且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为认识论基础，批判了既往鲁迅研究的先验论和线性决定论思维。不过，藤井省三此书重点在“文学与国家”的关系，而非是一种学术史著作，徐妍的著作同样也是如此。而汪晖虽然借重了阐释学理论，但却有过于强烈的价值立场，视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为负面因素，以致于他塑造的鲁迅完全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存在主义者形象，在凸显新思维的同时形成了新遮蔽。

作者: （日）藤井省三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副标题: 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
译者: 董炳月 出版年: 2002-06

不难发现，除了部分成果之外，既往的鲁迅学术史还处在一种初步整理性的“研究综述”水平，既不能执简御繁、宏观把握，又缺乏深度剖析，尚未触及具体研究背后的深层的认识和历史逻辑，所以直观的表现自然就是纷乱庞杂，而学术史变迁的脉络和动因却不清晰。

二、“以鲁迅为本体”之误

“研究综述”水平不能仅仅视为研究能力的问题，考虑到鲁迅学术史研究展开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久，那么这种状态的持续存在，实际表明了鲁迅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鲁迅学界的认识一直局限在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视野里，这个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的认识，一直被学界奉为圭臬，譬如陈平原就曾在《“学术史丛书”总序》中认为：“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3]”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中也说：“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4]

在这种视野中的“学术史”研究，其实是一种内部的“研究史”或者“学科史”整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作为‘研究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将学术本身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内在依据，使学术史研究回归到学术本身”[5]，“学术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既不应是纯粹的思辨，也并非某种思想观念，而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其是非价值，也就是从知识增长（‘学’）和方法论（‘术’）的角度来描述某一学科的发展及建设——这才是学术史所要做的主要内容”[6]。基于这种“学科史”理念，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框架构想，譬如有人认为学术史应研究四个基本方面：一是树立学术思想的演变；二是提炼体现于学术著作中的方法；三是整合出各学科的学术范型；四是叙述评论学术业绩和成果[7]。也有人认为包括六个方面：1、学科发展史；2、学科研究成果及其重大学术问题；3、学者研究；4、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5、学科学术活动；6、学术期刊[8]。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内容，但总体来看与此类似。[9]

而在以“学”与“术”为本位的同时，学术与外部社会历史变动的有机关联就会受到排斥，譬如有学者批评“许多研究被学术或真或假的外部现象所牵引，成为了泛泛而论的‘思想史’课题，对学术内在理路的探寻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不足，学术意识尚待加强”[10]，但如此以来，“学术”自身的脉络可能清晰了，但其形成和演变的动因却很难搞清楚。

具体到鲁迅学术史研究来说，这种内在理路将鲁迅学术史的主要工作，变成了一种对鲁迅研究者所持“方法论”的梳理，这就将鲁迅学术史的作用“工具化”了，潜意识里其实是认为“鲁迅”比“鲁迅研究者”更重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鲁迅”为起点和中心的递减序列：鲁迅——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研究，让鲁迅学术史在“研究的再研究”中退变成一个二度加工厂，直接导致了鲁迅学术史地位的边缘化，处在一个“二重反革命”的地位，其被动性和依附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难怪学术史研究被讥讽为不吃猪肉却看猪跑的二流学问。

更关键的是，以“鲁迅”为起点和中心的背后，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即把认识看成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所以力求还原鲁迅自身的思想，强调“历史性”和“客观性”，视研究的主观性为偏离鲁迅本体的错误行为。这种“以鲁迅为本体的研究”，造成了对研究者的主体性和“鲁迅”的当下意义的忽视，更容易因对“鲁迅”的不同认识，而相互指责对方是“假鲁迅”。所以，以“鲁迅”为起点的鲁迅学术史自定位，最终失落了“学术史”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意义，这种自我定位的蒙昧混沌，致使学术史研究也必然停留在一种简单整理水平。其尴尬恰如从欣赏风景即“旅游”的角度看“旅游指南”，无论它如何华丽，也必然不如“风景”本身，但是，如果从媒介传播即“指南”的角度，那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旅游指南”的自身规定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鲁迅学术史的本质既然是“鲁迅研究的研究”，它就应该以“鲁迅研究”而非“鲁迅”为研究对象，而“鲁迅研究者”才应是研究的本体和逻辑起点，重点是考察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及其来源。

三、“研究共同体”为中心

为什么鲁迅学术史研究的本体应该是“鲁迅研究者”呢？关于这一点，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库恩是科学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考察科学史的变迁时，“对科学是由个别科学家做出的贡献而组合在一起的这种累积过程的极大怀疑”，他发现科学发现更多是“非累积的”、“整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研究者实际是作为“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而受控于“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即“范式”（Paradigm）[11]。

作者:  [美] 托马斯·库恩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译者: 金吾伦 / 胡新和 
出版年: 2004-1

“范式”是在前范式阶段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理论，“通常只剩下一个”，具有主导性和排他性，在它的主导下，研究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整个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稳定而独特的研究对象、基本观念、思维方式、话语模式和研究方法，其个体成员通过“范例”来习得这些理念方法，因为共识的原因，个体并不总是对自己使用的知识体系有明确的自觉，也不会对基本前提产生争论。常规科学的主要工作，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解谜”，扩大范式的广度和精度，这是一种高度累积性、确定性和非创造性的“扫尾工作”，因为在接受范式的最初，实际已经预定了对象、边界和结论。当“反常”累积到足够数量，以致范式的解释捉襟见肘时，“危机”便出现了，需要寻求一个新范式来代替旧范式，这个时候“科学革命”就开始了。

“范式”理论的出现，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范式”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神话，将视点从客体转向主体，把认识看成是对对象的“建构”而非客观反映，这种对“研究者”主体性和“时代”当下性的强调，凸显了“学术史”作为研究者的“探索史”和“自我理解史”的独立价值。也正因此，库恩始终坚持“相对主义”，认为“错误”、“迷信”、“过时的理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就像马克思所言的：“希腊人是作为古希腊人认识自己的，而不会像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那样，如果指责古希腊人对自己没有像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认识……就等于指责他们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具体到“鲁迅学术史”而言，它首先需要一场“认识革命”，打破客观性的神话，认识到“鲁迅研究”其实是“研究者”自我理解的投射，“鲁迅——鲁迅研究——鲁迅学术史”这三者各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以要走出“以鲁迅为起点”的自定位误区，将“鲁迅学术史”的逻辑起点从“鲁迅”转向“鲁迅研究者”，进而考察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嬗变及其对鲁迅形象的历史建构，最终获得学术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合法性。

其次，就“范式”的形成、信仰和革命而言，库恩让我们意识到研究主体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由于它受控于学术研究的共同体，这种必然性和群体性将“知识社会学”问题凸显了出来。范式选择的社会性，即“共同体”与其背后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考察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以“知识社会学”考察为中心的“学术史”体系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1、内部的认识论考察。要超越简单的综述整理，进入到深层的认识结构层面，重点考察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对象、研究范例、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等等。这种方法论研究的典范之作，可参考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批判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指出今后应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虽然柯文使用了“model”而非“paradigm”，但对后来“范式”理论的推广，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和范例作用。

作者:  [美] 柯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副标题: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原作名: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译者: 林同奇   出版年: 1989-7

2、外部的社会互动考察。核心是“知识”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既要考察“社会中的知识”，即学术共同体与外部社会历史的关系，也要考察“知识中的社会”，即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构成关系，默顿将这些方面归为两大部分：“a.社会基础：社会地位、阶级、世代、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大学、官僚机构、科学院、派别、政党）、‘历史地位’、利益、社团、种族归属关系、社会流动性、权力结构、社会过程（竞争、冲突等等）。b.文化基础：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大众精神、时代精神、文化类型、文化思想、世界观，等等。[12]”曼海姆则特别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其中“传播”包括教育制度、报纸、知识普及和宣传等，“社会组织”包括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知识分子”则要注意考察群体构成、社会起源、吸收人员方法、组织形式、阶级归属、取得的报酬和声望等等。[13]

这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话语理论尤其值得借鉴，比较好的学术史代表作是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例》等。

3、学术变迁考察。上面两种考察偏重于组织结构和关系功能这些共时性问题，学术史研究还有历时性变迁的一面，在这种变迁考察中，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一是不要变成单纯的学术史考察，仍须以知识社会学为中心，从“话语”的角度来考察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变迁，以此来观察学术思想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功能、意义和局限；二是反对进化论观念，学术演进并非简单的以新代旧，而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三是反对库恩关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认识，人文学科具有前后传承、多元共存的特点，不同范式之间实际有着共生性和内在统一性。这方面的学术史代表作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王学典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四、鲁迅研究范式的嬗变

虽然学术史研究体系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如库恩向我们提示的，它的关键表征无疑是学术研究范式的形成、冲突、信仰和嬗变革命。“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14]，就鲁迅学术史而言，考察鲁迅研究范式的嬗变，探究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范式而创造出的不同的鲁迅形象，既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搞清鲁迅研究的不同理论体系，也能看到鲁迅本体的丰富性和现实意义，更能从这些形象和范式的变迁中，看到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总体来看，既往鲁迅研究大致有过三种基本范式：

1、政治革命范式

政治革命范式应当是鲁迅研究的第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它的提出最初和鲁迅“左转”在当时受到的批判有关，为此左翼阵营的瞿秋白等人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文章中，提出了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转换的解释。而政治革命范式地位的确立，则和毛泽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关，其范例是1954年陈涌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他将鲁迅定位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作家，认为“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所以“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15]。这个定位显然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鲁迅的权威定位，上承瞿秋白的经典论述。这种解读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所以，农民为中心的各被压迫阶级的状况和道路选择，成为分析的重点，而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则处于被批判的位置。

瞿秋白

这种肯定后期、否定前期的解读，在文革结束前一直是唯一合法的范式，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保障，它对“鲁迅方向”的强调，一方面扩大了鲁迅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共产革命的合法性。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其意识形态性开始受到严厉地批评，不过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范式，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从学理的角度看，这种解读尽管存在王富仁所说的“偏离角”，却并非后来者批评的那样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阶级分析的确能有效地解读出《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而对鲁迅后期道路、革命精神和杂文的肯定，也能从鲁迅的文本，尤其是他对《〈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肯定中找到依据。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鲁迅道路转换的内在一致性，也表明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并非纯粹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想象”和“虚构”。

2、文化革命范式

文化革命范式在文革结束后，逐渐成为八十年代鲁迅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启蒙主义者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影响力，它是当时启蒙主义思潮的反映，因为文革被解读为封建复辟，所以应当重回五四和鲁迅，来展开“新启蒙”运动。其范例是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其他学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立人”观，也是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富仁认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所以“首先要回到鲁迅那里去”，要有“整体的研究系统”的改变，他认为鲁迅此一时期思想的中心，是进化发展观、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王富仁颠倒了陈涌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鲁迅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这反映了鲁迅当时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的心情”，所以作品整体带有“沉郁”的风格。[16]

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文化革命范式复原了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激活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适应了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下解放的时代需要。但正如汪晖批评的，它以“思想革命”为起点和终点，带有先验论和决定论的倾向，难以呈现鲁迅的非意识本质层面的“复杂性”，自然也就无法解读《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作品[17]。实际上，文化革命范式最大的问题，是从“救亡压倒启蒙”的立场，肯定鲁迅的前期否定他的后期，将“左转”视为一种退步。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既不符合鲁迅的道路，也不符合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

3、现代性范式

现代性范式是九十年代之后崛起的范式，范例是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他将研究的视野从前两种的“镜子”反映论，转向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认为其精神结构是“历史的中间物”意识，人生哲学是“反抗绝望”，其小说形式是鲁迅精神分裂的外在反映。在汪晖看来，鲁迅“自我的困境和思想的悖论”是“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和确认”[18]。汪晖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那里，这就使鲁迅的中期思想，特别是《彷徨》、《野草》得到了较好的解读。

作者:  汪晖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
出版年: 2008-7

现代性范式着眼于鲁迅的世界意义，视鲁迅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和“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这种定位迎合了解构启蒙、告别革命、走向全球化的1990年代语境，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背景下，关于鲁迅思想的解读越来越体系化、西方化和存在主义化，鲁迅的革命倾向和启蒙思想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鲁迅研究也退化为一种远离现实的、学院化的理论思辨，全民鲁迅成了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鲁迅，鲁迅精神逐渐被玄学化和“软化”了。以至于汪晖自己后来都认为“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所以他提出要“重新理解大革命之后的鲁迅”。[19]

以上三个范式的变迁，塑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三种鲁迅形象，这显然是研究者及其时代理念的投射，反映了现代中国经历了“共产革命——反思文革——告别革命”的三大时代变迁。所以，鲁迅研究范式其实是特定群体和时代关于现代中国历史走向及其未来选择的思考，每种范式都隶属于特定的时空，其意义和局限也都与此有关，而未来的鲁迅研究范式，也必将是对革命问题的更新回答。

结  语

黑格尔在《小逻辑》的一开端就强调“哲学的开端就是一个假定”，这句话对我们理解理论和研究的本性是至为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家对于知识论的预设无深究的兴趣，更不必说把这些预设推至逻辑的极端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研究者忙于低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由此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复选题和缺乏建设性的知识积累。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没有理论建树的学术史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学术史的内涵、外延、独立性、合法性这些元理论问题，必须进行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尤其是不能将“合法性”自动默认为研究的前提，而是应该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思辨质疑，如果像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所唱的那样，“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那么学术研究不过是一种康德所批判的“教条式的昏睡”而已。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年第4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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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后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2页。

[3]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舒习龙：《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6]陈墨：《乾嘉学术十论》，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7]董乃斌：《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8]姚晓南：《关于学术史研究几个理论问题的辨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参看刘曙光：《关于“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季玢：《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0]王刚：《立场与路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内在理路问题探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12] 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

 [13]路易斯·沃思：《序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页。

[14] 吴国盛：《科学革命的结构·总序》，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16]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

[17]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18]汪晖：《初版导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

[19] 汪晖：《“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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